中国近代法上的监察权，为孙中山在民国时期所创设，被认为是既有西方宪法文化的内涵、更存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深厚积淀的独特设计。
第９６条新设立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第９５条建立乡级政权机关等，则在地方和基层极大促进了民主集中制的落实。（２）防止其他国家机关脱离人民代表大会的制约。
各级人大会议可以制约其他国家机关（一切国家机关的会议和日常活动），从而也就在宪法上建立起不同于西方分权模式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最高性。包括财产权和人身自由，后者又包括思想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出版自由等。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又如，以人民法院为例，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为审判机关，则其机关属性决定了它是中立、公正解决纠纷，保证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统一的国家机关，其主要任务就是在个案中公正裁判。第一，执行的来源制约性。
各等级是与政府相对立的人民，不过是缩小了的人民。其体现了权力与责任相匹配的法理，具体含义是指，在严格责任中充分行使权力，在充分行使权力过程中承担责任，以提升权力行使的积极性、负责性。下文讨论的对象正是第二种含义的消极许可，即作为一种规制工具的消极许可。
此外，消极许可对实施规制的行政机关也有一定要求，通常要求后者已经建立一套筛选不适格行为者的程序，建立了相应的执法机构，并且具有较低的规制成本。据此，先证后核同样也属于干预最重的谱系一段。[2]诚然，《行政许可法》确实未能即可、完全约束审批概念的泛化，在2004-2014年间，它对审批概念的裁剪，尤其是剪掉的部分，在实践中又自动恢复，客观上反倒造成了许可与审批的叠加与混杂，导致认识的混乱和实践的不对应。同年8月，江苏、辽宁、浙江等地正式宣布采取这一机制。
前述先证后核的制度设计，与其说是许可工具的程序简化和优化，不如说更近似于消极许可[28] 马基亚维里指出，罗马正是因为创设了保民官才使共和制趋于完美，因为对于捍卫自由而言，平民比较会尽心尽力，不会侵犯自由，因此也不会允许别人侵犯自由。
(第1条)，并且每年道德监察院将公布所有的不名誉市民和荣誉市民(第11条)。中国近代法上的监察权，为孙中山在民国时期所创设，被认为是既有西方宪法文化的内涵、更存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深厚积淀的独特设计。依此制度设计，其依民主集中制之组织原则不可能监督作为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本身，甚至不得监督与其处于同一权力位阶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但它可以监察权力机关之组成人员和工作人员，也可以监察公务员和政府雇员、法官、检察官、司法行政人员和司法辅助人员，甚至一切行使公权力者。监察专员的监察范围曾相当广泛，包括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
例如，《监察法》第45条规定了监察机关对于职务违法行为所做出的几种处置方式：其中，第一个层次(第1款与第2款)主要是进行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予以诫勉，或者是警告、记过等政务处分决定。本文无意对不同的监察体制进行综合的、全方位的比较分析，而仅仅尝试对历史实践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权相关的两种典型监察制度模式进行正本清源式的梳理，揭示它们之间的脉络关联，从而进一步明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监察权本质内涵和特征。[43] 从政治权力结构来看，古罗马的监察官实质上是一种独立于元老院、人民和执政官之外的外部权力，通过对市民体内部的名誉和身份管理来实现对整个共同体的道德监察。具体而言，现行法已在监察委可行使不具司法程序意义之调查职权[92]的基础上，赋予其不具司法可诉性的道德处置权。
但在他看来，没有道德是无法构建一个真正自由政府的。通过法律对公职人员进行道德的外部制约，同时也是对社会道德风尚的良性引导。
这些规范充分说明了，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安排中，虽然代表的批评、建议等监督措施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但通过代表依程序行使的组织性监督权(即代表个人无权、集体有权)，人民和国家机关甚至其他参公管理单位之间的关系能得以沟通和促进。一些学者很早就提出我们应该学习北欧的行政监察官制度，[6]且多持溢美之词，但是很少有人深思一个问题：北欧行政监察官制度的本质属性、权力内涵和具体构造是什么？是否还存在其他的监察制度模式？我国目前监察制度与这些模式的监察制度有何异同，是否已形成为一种新的模式？ 其实，从本体论的角度抑或历史的、比较的角度研究监察制度，其论证直接指向的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权的本质内涵及其制度安排的正当性基础，只不过前者采用的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下内部证成的方式，而后者则以外部观照的方式，既更深层次地说明其合理性或曰制度优越性，也能以此揭示某些监察模式之间内在机理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卢梭还强调政府与社会间的力量平衡问题，以及监察官对于舆论引导的作用。他希望建立人民政权，巩固由人民主导的参与式民主，认为参与式民主是通向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由之路，并强调现阶段仍坚持走民主、和平、选举和宪法的道路。这样一来，代议机构无形中掌握了无限权力，其目标也并不是仅限于实现真正的普遍利益，[80]这就使得作为权力制衡之工具的监察权无法得到充分有效的行使。[36]诚然，玻利瓦尔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37]他希望给予自由最大的空间，因为他认为这是社会生存的最高原则。社会主义背景中的中国监察改革，秉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特色，暗合了古罗马以来监察官制度对道德价值的追求，在监察制度中保留了对公职人员进行内部道德审查的处置方式，是道德权力的法治表述。[50] 行政监察专员(ombudsman)[51]制度，最早是瑞典在1809年创立的。
(二)保民官及其行政监督 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历来是罗马史上最突出的问题。而议会和通过选举担任公职的人员、律师和法院工作人员，则不在监察之列。
[21]最初选出的保民官是2人，后来增至5人，公元前[457]年增至10人。[26]也就是说，否决是消极权的一种工具和表达，是一种相对于其他官员来说更大的权力(maiorpotestas), [27]可以对执政官、独裁官甚至是监察官行使。
西方的监察制度没有也不可能突破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监察权或寄身于立法权，或构成一种用于制衡其他权力(主要是行政权)的独立权力类型。道德实际上在一定程度能制约权力，而权力同时也能保证道德体系的良好运转。
[84] 孙中山在1906年就提出了五权分立的思想，即在三权体系的基础上增加了监察权和考试权，同时敏锐地指出西方国家监察行政的监察制度的弊端在于监察权隶属于议会。意大利学者卡塔兰诺一针见血地指出，玻利瓦尔所设想的道德权力方案之所以未能实施，其根本障碍恰恰是西方自由主义(或多或少温和性的)的体制。玻利瓦尔在其提案中明确指出：道德监察院领导道德舆论，以不名誉来惩罚邪恶，以荣誉来褒奖公共美德。但是，倘若从功能比较的角度来说，古罗马的监察制度则表现为监察官进行道德审查的积极权力与保民官进行行政监督的消极权力的二元结构。
后者在国家不能对公民进行警察监督的时期，起到了警察法规的作用，使违德负义之事受到神诛。在资产阶级崛起后，现代的国家政权更是成为了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
此种监察对象的设定明显不同于西方监察专员模式，后者的监察对象是以政府机构为主的国家机关或有关组织体。其主要职能是守护善良风俗和公共道德，引导和审查儿童教育和市民的社会行为。
[34]这种道德评价的目标，明显是希望以道德泛化来对所有公民的社会行为进行清洁，从而守卫共和国的善良风俗和公共道德，同时起到教化民众的作用。虽然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在经调查认定政府存在违法或不当行为之后，会采取诸如训诫或纠举、纠正等批评建议甚至是提起指控的方式，予以督促和救济，但这些建议或批评在法律上毕竟没有强制力。
同时，公众也觉得向国王任命的行政监察官进行申诉并不符合自由主义原则，所以将该行政监察官员的任命权转交给了议会。[38]玻利瓦尔的理想，实际上是希望通过道德权力对国家的本质进行改变，从而改变体制和组织的概念。[83]实际上，无论是产生方式还是权力本质，中国古代的监察都与现代国家民主机制下的监察概念相去甚远。同时他认为，还应该设立一个配套的道德警察体系。
其优越性主要体现为如下几点：第一，中国社会主义监察权是一种独立的权力。而权力制衡模式下，监察专员主要是针对政府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审查，且与行政行为之司法审查不同的是，监察专员的审查标准更为宽泛，其受理的投诉范围也更为广泛，监察专员甚至可以主动发起案件调查。
201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宪法修正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的陆续通过，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体制的框架基本形成。从其渊源来说，古罗马监察制度是一种宗教性权力，与赎罪献祭相关。
对于国家机构，依《宪法》第3条第1款的规定，我国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原则，也就是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将民主集中制确定为国家机关组织原则。监察官是古罗马最典型的官制，至少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的共和国时期是极其重要的。
